白居易(772-846)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又号醉吟先生,祖籍山西太原,生于河南新郑。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
有“诗魔”之称的白居易,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,自幼秉承“世敦儒业”的家风,刻苦读书,十几岁就写出著名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显示出过人的天赋。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,还是一位清廉勤政的官员。唐德宗贞元十六年,他考中进士,曾任秘书省校书郎、周至县尉、翰林学士、杭州刺史、刑部侍郎、太子太傅等职,会昌二年,以刑部尚书退休。
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代表作有《长恨歌》《卖炭翁》《琵琶行》等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的诗歌中《续座右铭并序》《狂言示诸侄》《遇物感兴因示子弟》等多篇是对家人进行规诫的作品,体现出白氏独善其身、兼济天下、清正廉洁、不慕名利等家风。
白居易成长在一个下层官员家庭,祖父擅长五言诗,十七岁就科举明经及第,曾任巩县县令。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,曾任徐州别驾、衢州别驾、襄州别驾、大理少卿等职。白居易的外祖父同样是明经科出身,曾任鄜城县尉,是大历年间有名的诗人。他的外祖母和母亲,也都有较高的文化,家族中其他人做官的也很多。在《许昌县令新厅壁记》中,白居易曾称颂白氏的家风和叔父的政绩:“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贻燕之训,叔父奉而行之,不敢失坠;小子举而书之,亦无愧辞。”
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,白居易对官场上贪渎敛财的不正之风非常反感。隋唐时期处于科举制度的草创阶段,科举考试盛行向权贵请托之风,但白居易“三登科第,名入众耳,迹升清贯,出交贤俊,入侍冕旒”。他为自己没有门第可以依靠,也没有去攀附达官显贵,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、苦读而感到无比自豪。他对后代子孙谆谆叮嘱:你们不要贪图富贵,不要忧虑贫贱,不要在意外界的评价,不要对人傲慢,也不要屈从别人的脸色,要和正直清廉的人交朋友。这就是我的座右铭。不敢拿来规诫别人,把它抄录下来随身携带,时时勉励自己,死后就留给后人。他还严厉地说道,如果后人违反我的训诫,那就不是我的子孙。
白居易在自己的宦海生涯中,实践了这个准则。在离任杭州时,他带走了两片石头作为纪念,就是这区区两片石头,他却觉得价值千金,取之有愧,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。可见其在杭州为官期间,是何等的清廉。
从考中进士任校书郎起,到刑部尚书退休,白居易矢志追求的除了为官的善政爱民、廉明公直,更有做人的知足常乐、独善其身。唐宪宗元和三年,白居易新婚时,曾作《赠内》向妻子剖白心迹,诗中写道“所须者衣食,不过饱与温。蔬食足充饥,何必膏粱珍?缯絮足御寒,何必锦绣文?君家有贻训,清白遗子孙。我亦贞苦士,与君新结婚。庶保贫与素,偕老同欣欣”。他列举了黔娄妻、冀缺妻、陶潜妻和梁鸿妻四个典型人物,希望妻子能以她们为榜样,继承好传统。对于如何安贫守己过日子,白居易说,衣食温饱即可,不要追求奢华生活,要粗衣蔬食,勤俭持家。
白居易曾有过四个女儿,但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。五十八岁那年冬天,他添了一个儿子,但三岁就夭折了。老年丧子使得白居易非常悲痛,于是,他把教育的重点倾注到了侄子们的身上。白居易曾写作多篇诗歌,如《狂言示诸侄》《闲坐看书贻诸少年》等,对晚辈进行训诫,教导他们知足常乐,淡泊名利。白居易对侄子们说:“勿言舍宅小,不过寝一室。何用鞍马多,不能骑两匹”“多取终厚亡,疾驱必先堕。劝君少干名,名为锢身锁。劝君少求利,利是焚身火”。他认为知足常乐才是百中无一的珍贵财富,劝诫侄子们不要成为追名逐利之徒。
白居易的长辈多担任地方官。他的父亲白季庚担任徐州彭城县令期间,徐州城被叛军重兵围困,白季庚挺身而出,率领城内民众坚守城池,保住了州城,也保障了运河的畅通。叔父白季康曾任溧水县令,也留下了“洁廉通济”的好评。白居易青少年时,曾随父亲、叔父等在徐州、江南、襄州等地旅居多年,对民生有亲身体会。受长辈的影响,他逐渐树立起公忠体国、兼济天下的理想与信念。
贞元十年,父亲白季庚去世,白居易在家守孝期间,在所写诗作《新制布裘》中,表达了“丈夫贵兼济,岂独善一身。安得万里裘,盖裹周四垠。稳暖皆如我,天下无寒人”的政治抱负。白居易入仕的时代,正处于唐王朝从“永贞革新”到“元和中兴”的阶段,人心思治,皇帝和主政大臣力图革除弊政,加强中央集权,有所建树,恢复贞观、开元时期的鼎盛局面。秉承民本主义思想的白居易也积极用事,希望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,“誓心除国蠹,决死犯天威”。
在担任周至县尉等地方官员期间,白居易深入民间,体察百姓的苦难。在他的诗歌创作中,充满了对民生的同情与关注和抨击暴政的民本主义思想。白居易看到劳动人民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艰苦劳动场面和“右手秉遗穗,左臂悬敝筐”“家田输税尽,拾此充饥肠”的悲惨景象,他反观自己,认为自己有什么功德呢,从不曾干过庄稼活,而官俸却有三百石,到年终了还有剩余的粮食。为此而深深地感受到惭愧,“念此私自愧,尽日不能忘”。
在地方官任上,白居易把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落实到为当地百姓谋福利的实际行动,他的施政以爱民为重,强调简政宽刑,减轻人民负担。在杭州,他兴建西湖堤坝等水利灌溉工程,造福了当地民众。在闲居洛阳的晚年,他看到伊河河道淤塞,经过的舟子被迫在“大寒之月,裸跣水中,饥冻有声,闻于终夜”,白居易拿出自己的财产,筹集经费开凿河道,为民众减轻苦难。正因为白居易对百姓疾苦的关切,尽力为百姓造福,在他离开苏州的时候,刘禹锡作诗描述当地民众对他的留恋:“闻有白太守,抛官归旧溪。苏州十万户,尽作婴儿啼”。
白居易一生知足淡泊,独善其身,为官勤政为民,兼济天下。在白氏家风的熏陶和白居易的教育及影响下,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贞元末年考中进士,官至主客郎中,他“文笔有兄风,辞赋尤称精密”,是唐代的文学家,历史名篇《滤水罗赋》即白行简所著。白居易的侄子白征复、白崇儒都曾在秘书省任职。
来源:《中国纪检监察》2017年第8期